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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仁的网易博客1

钱死人活商品服务靠劳动工人为天生股东 蒸腾光合造雨生氧当减排农民是工业主人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的历史之二  

2009-07-28 20:19:30|  分类: 生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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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历史之二

不知是我家大人们有意不让我接近批斗(包括我们家人)的场合,还是文革开始的情形与“四清”进行的情形在农村没有多大区别,抑或是发生了强烈地震的自然灾害,甚或我很无知,总之,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

1968年秋季,大概在“国庆”前后,我走进了小学的校门,其实我不能想起确切的时间,只记得我上学的时间比较晚,其他同学们已经上学1个月左右了。

我村小学的校舍是一个有5间平房的小院,据说那以前是“关帝庙”。西头的1小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,其余是2个二开间的教室。教室的课桌是用砖垛搭起的宽木板组成,一排可以供十多个学生使用。坐具需要学生自已带小板凳或者找几块砖头。教室的两头均有黑板,分别供2个年级使用。和我们共用一个教室的是3年级,我的小姑就在那里,她们总共不足10名学生。但在我记忆中,除了姑姑一次教我算题,就是她们学习“分数”时画的图形了。

当时,小学是五年制教育,但是我村的5年级学生,可能需要到邻村支去上学。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缘故,当时老师甚至学生学习的地方都时常变动。我叔叔是5年级学生,他们就时常变换学校。他们在自己村学习时,他的几个同学曾经在我们老师外出时为我们讲课。他们还种了许多树。

小学的课程只有“算术”和“语文”二种,三年级时增加了“科学常识”。“珠算”是属于“算术”课讲授的,和“作文”一样,都是从三年级时开始的。五年级时才开始学习“小数和分数”。语文的课文大多已经忘记了。只有一年级的语文有些还有清楚的记忆。第1-3课课文分别是“毛主席万岁”,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。还有“要斗私批修”,“不要吃老本,要立新功”,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,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等等,他们各成一课。最后一课是著名的毛主席语录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,朝气蓬勃,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”。

我上学以来直至读“高中”以前,我的学习成绩在所在的学校都是名列前茅的。大概是算术课学习10(也许是20)以内的数时,我也被指令做了一次“小老师”。我当时刚上学不久,但上课时应能很快掌握学习的内容,可能老师因为我“后上学而先学会”,为了激励鞭策我的“先上学而没学会”的同学,当日放学后,老师指令我“教会”那些没学会的同学,谁先会谁先走,直至他们每一个都学会,我才能放学回家。当时的心情不知是喜是悲?

1971年的时候我上三年级,那年发生了“九一三”事件,学校当时也搞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宣传,每个学生都要参观,事后要写作文,是关于“批林批孔”的。由于有了足够的材料,那篇作文“淋漓尽致”、“落笔成章”,较之平时作文的字数超过一倍以上,尚有“意犹未尽”之感,是我最“得意”之作。可惜事后一直没有再看过,在我上大学之后,将小学时的东西都当“废纸”卖了,无法作现实衡量了。

小学时所有课本的封二,都是毛主席语录,内容都有:“学生也是这样,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“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,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”等等。老师讲解过多次,所以记忆犹深。

“文革”年代的“批斗会”是著名的。尽管我上学时也曾写过许多的批判文章,但是,我却不能回忆起更多的“批判”对象和内容。可见,我当时真正是“年幼无知,不通世故”,注意的只是会前的“文艺表演”。只记得一次直接涉及我曾祖的言论,其实也是来自一个“大孩子”(我叔叔的同学,当时他们尚未毕业,但说不清他们是小学时,还是初中时),大意是说:让批判就得批判,其实他(指我曾祖)并没有什么坏处,论乡亲关系,他还是我的伯父呢!但是,当日批斗会的情形,我照例还是没有记忆。尽管我没有有关我们家人被批斗的记忆,但是事实却是真实存在的,对我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。至少我记得曾经有近“抄家”事件,而且据说还不止一次。记得有一天晚上,大概是我睡着以后被大人们的“骚动”惊醒了,她们在轻声而又紧张地议论着“今晚又要抄家了”,但是具体情形如何,我依然没有记忆,大概是不通世故,总之是不敌“困眠”又见“周公”去了。但是,祖父曾经说起过抄家之事,并说:村里“赤脚医生”看的《本草纲目》,以及悄悄传看的武侠小说,都是从我家“抄”走的。但是,批斗对我的直接影响出现了。

当时,家乡农村的小学教育是五年制。我的学习非常优秀,初中毕业前,我没有记得成绩曾经落到第二名,因此,上学以来没有“留级”过。这大大刺激了村里的“当权派”(据我父母讲:我们家“遭遇”的所有批斗或灾难,其实并非政治原因,一是当权派书记与家父同年,幼时可能受过家父的“欺侮”,二是曾祖早年当干部时可能得罪了人)。他们坚决不让我参加“红小兵”,我对此算是有“自知之明”,并不十分介意。“一计不成,又成一计”, 1974年我应该小学毕业了,明年就应该到邻村的学校上初中,他们认为时机到了,早早就放风说我“必须留级,否则就别想上初中”,可是他们又想通过我了解村里的教育水平到底如何,所以并没有限制我参加升学兼毕业考试,事后据说我是“全公社”的第一名。当年我获得了一张相当正规的毕业证书,那是文革前的产物,应该说“够派”的。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作为我的“学历证明”,所以被认真地保存起来了。

那一年真正的灾难是我们家失去了两位亲人,一是最年长的曾祖,一是最年幼的弟弟。

2009-5-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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